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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新计算机中心成立了。该中心坐落在贝尔大街，它是一座由砖混外墙和茶色玻璃前壁组成的全新建筑。当时，巨大的电脑主机放置在一间白色房间中，计算机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道：“那房间看上去有点像《2001太空漫游》最后一幕中的建筑。”在房间的一隅放置着几十台键控打孔机——这是那个年代电脑终端的必备硬件；然而在1971年，这些仪器已是代表着世界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密歇根大学的计算机系世界闻名，而在这里受过计算机教育的学生都曾频繁出入那间白色的主机房。当年，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年仅10多岁，呆头呆脑的男孩，他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
乔伊入读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正值新计算机中心成立，那年他16岁。他又高又瘦，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乔伊高中毕业于底特律北法明顿中学，同学们认为他是书呆子，所以送他一个雅称：“最用功的学生”——意思是他从不跟女生约会。刚进大学的时候，乔伊曾想将来当一名生物学家或是数学家；但是就在他大一那一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无意中发现了这座计算机中心——就在那个时候，他迷上了计算机。
从那时起，计算机中心就成了乔伊生活的全部。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编程；即便是放暑假期间，他也在一位计算机教授那里找到一份兼职，这样他整个暑假也能编程了。1975年乔伊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在那儿，他更是痴迷于计算机软件编程的海洋中不能自拔。博士入学面试的时候，他在匆忙之中准备了一份结构复杂的演讲，而当时的情形正如他的一位崇拜者所写：“那些考官被如此精彩的演讲完全震撼了，一位考官后来这样回忆说：‘简直就是基督舌战长老’。”
后来，乔伊加入了改造UNIX系统的项目团队。UNIX系统原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首创，用于大型电脑主机的软件系统。经由乔伊团队改编的这个版本非常优秀，目前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数以百万计的服务器系统软件，依然是他们的那个UNIX版本。“当你的苹果电脑处于这个有趣的模式时你依然能看到这些代码，”乔伊说，“那都是我25年前编写的，至今也没什么变化。”还有，如果你好奇当初是谁编写了那么多软件，使得现今网上冲浪成为时代潮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人也是比尔·乔伊。
从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乔伊与人合伙在硅谷创立了Sun公司。Sun公司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公司成立后，乔伊着手重写另一种计算机语言——Java，这种语言使他的事业更加如日中天。在硅谷的圈内，乔伊享有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行视他为“互联网领域的爱迪生”。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大卫·杰勒恩特说：“比尔·乔伊是对现代计算机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人之一。”
类似比尔·乔伊这样的天才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到过许多次，内容其实都差不多。计算机业是一个以纯知识精英为主导的行业。计算机编程的世界不存在传统的校友关系网，你并不能依靠金钱或者人际关系取得领先地位。计算机业是一个充分开放的新兴行业，人们只根据成就和天分评价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这里的成功人士都是最棒的，而乔伊无疑正是这些最优秀的人中的一个。
10 000小时有多久？
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心理学界都在不断争论一个大概很多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否存在与生俱来的天赋。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于1月的球员最后都进入职业球队，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少数的生来就有天赋的人。可以说，成功是天赋加上后天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天才论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名同事在顶尖水平的柏林音乐学院展开了研究。在该学院一些教授的配合下，他们将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分为3组。第1组由最优秀的明星学生组成，他们个个都有发展成世界级独奏家的潜质；第2组则由那些仅被认为不错的学生组成；第3组由那些将来不太可能做职业演奏家，只可能在公立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学生组成。所有这3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首次接触小提琴至今，你练琴一共练了多少小时？
3组学生大约都在5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小提琴。在最初几年，所有学生的练琴时间都大致相当——每周2小时至3小时。但当他们到了8岁，不同组别的学生练琴时间开始产生差别。第1组学生练习时间开始明显多于其他两组：9岁时每周练琴时间为6小时，12岁时每周8小时，14岁时每周16小时，这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练琴时间不断增长，到了20岁上下（这个年纪的学生已经很自觉，能够为了变得更加优秀而主动练习），他们每周练琴时间是30小时。实际上，到了20岁，这些卓越的演奏者在练琴上已经投入了10 000个小时了。作为对照，第2组学生到20岁练琴时长累计为8 000小时，“未来的音乐教师们”的练琴时间累计只有4 000小时多一点。
埃里克森带领团队又着手研究业余组与职业组的区别，相同的情况出现了。业余组中的人在儿童时期每周练琴时间从未超过3小时，到了20岁，练琴时间累计只有2000小时；而职业组的练习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到了20岁，那些未来的演奏大师们的练琴时间已经超过10 000小时。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是，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 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 000小时的训练。”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家、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10 000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中的训练时长少于这个数字。人的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这一准则甚至适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奇才”，比如莫扎特这位6岁就开始作曲的音乐神童。心理学家迈克尔·豪在他的著作《解读天才》（Genius Explained）中写道：
莫扎特在真正成为职业作曲家之前，他早期的作品并不出色。他的那些作品很可能大多出自他父亲之手，只是后来得到不断修改罢了。沃尔夫冈童年时期的多数作品，如七首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大部分是在其他作曲家帮助下完成的。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的，是第九号钢琴协奏曲（No.9,K.271），然而这部作品是他在21岁时创作的。那时候莫扎特作曲已有10个年头了。
而音乐批评家哈罗德·勋伯格谈到莫扎特时有更为深刻的观点，认为莫扎特实际上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经历了整整20年作曲生涯，才创作出了最伟大的作品。
成为国际象棋大师也需要大约10年时间。（国际象棋大师鲍比·菲舍尔问鼎冠军宝座用的时间稍微少一些：他花了9年时间。）10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人大约可以投入10 000小时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刻苦训练。10 000小时是取得伟大成就的神奇数字。
另一个关于10 000小时的有趣现象是，10 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11下不了，能否改一下权限

1968年的电脑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比尔·盖茨的成长历程。他的经历跟甲壳虫的经历一样，被大众津津乐道。数学天才爱上了电脑编程，从哈佛辍学，与朋友开了一间小电脑公司，取名微软。在天才头脑和雄心壮志的共同作用下，微软以惊人的速度成为软件世界的中流砥柱。这是有关比尔·盖茨经历的通俗版本，现在让我们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吧。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知名律师，母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千金。儿时的比尔身心早熟，对学校生活不屑一顾。七年级时，他从公立学校转入西雅图湖滨学校——一家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私立中学。盖茨转学的第二年，学校创建了一个电脑俱乐部。
“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每年都进行义卖，义卖的钱怎么用，这常让人大伤脑筋，”盖茨回忆道，“这笔钱有时候会用于资助夏令营，让市区的贫民孩子来学校参观；有时则会用作奖金奖励教学出色的教师。那一年，他们花了3000美元买来电脑终端，并配备了专门的机房。后来，机房成了我们的天下。有电脑用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儿。”
那是在1968年，这样的经历当然令人惊喜，因为那个时候许多大学还没有电脑。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学校买的这台电脑的型号。学校并没有买一台实验室用的读卡计算机供学生们使用，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般是用这种电脑来学习编程；学校买的是一台ASR-33电传打字机。这台机器终端与西雅图计算机中心直接相连，并与主机电脑分时共享。“分时技术一直到1965年才被发明，”盖茨继续说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竟然如此有远见。”在1971年，仍是大一新生的比尔·乔伊非常幸运地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而在1968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就已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电脑编程了。
从那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机房了。他和同学们开始自学如何使用这台古怪的机器。当时ASR打字机所连接的主机电脑上机时间自然十分昂贵——即便对于资金雄厚的湖滨学校也是如此——没过多久家长会的3000美元基金就用完了。家长们追加经费，但这些钱很快又用完了。就在那时，华盛顿大学的一帮程序员们成立了一家名叫“电脑中心”（以下简称C-Cubed）的公司，专为当地企业提供主机上机时间租用服务。恰好，公司创始人之一莫尼克·罗纳的儿子比盖茨大一岁，也在湖滨学校读书。当时罗纳正盘算着，能不能利用儿子学校的电脑，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测试一些公司的程序，作为交换，他可以免费为学校提供一些上机时间。他和学校一拍即合。从那时起，盖茨每天放学后就坐公交车到C-Cubed公司，在那里他可以一直编程到晚上。
可惜C-Cubed公司后来倒闭了，所以盖茨和他的同学就只能流连在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中心门外。但不久，他们就联系到一家信息科技公司（以下简称ISI公司）。ISI公司雇用这些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报酬是——免费上机。这样，在1971年的7个月内，盖茨和他的同学在ISI公司主机房待了1 575个小时，即平均为每周7天，每天8小时。
“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包括两方面，”盖茨谈到他高中的早期岁月时说，“我编程的能力的确提高很多。我都是晚上到那儿，周末也全天学习。那时我每周的工作时间几乎不低于20小时或30小时。但后来，我和保罗·艾伦却陷入了另一桩麻烦。我们因为偷上机密码，并且把主机搞崩溃了，被公司开除了。我因此整个夏天没法用上电脑。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后来保罗在华盛顿大学找到一台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在学校医学中心和物理实验室一般都有这样的电脑，本来是供大家全天24小时使用，但我们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凌晨3点到6点电脑其实是空闲的。”盖茨笑道：“所以我总是一到就寝时间便偷偷溜出家门。华盛顿大学就在我家附近，我步行就能到达，有时也乘公交车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华盛顿大学的捐助总是十分大方，因为学校给了我太多的上机时间。”（多年以后，盖茨的母亲曾说：“我们那个时候总是纳闷，为什么他早上起床总是那么费劲。”）

安娜堡计算机中心的日日夜夜
现在让我们回到比尔·乔伊的故事。1971年，16岁的乔伊还是一个个头很高的懵懂少年。他数学特别好，他应该是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或滑铁卢大学高材生的苗子。“当比尔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了，”比尔的父亲威廉说，“我们能回答的就回答他，我们回答不了的，就给他书让他自己查。”到参加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的时候，比尔在数学测试中拿了满分。“那些考试并不特别难，”比尔坦率地说，“考试中我总能剩下时间检查两遍。”
他的确才高八斗，但只有这一点肯定不够。他的长足进步始于偶然在贝尔大街发现的形状奇特的计算机中心大楼。
比尔学习计算机编程的那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电脑的尺寸跟房间大小相当。一台电脑（其运算能力和内存容量可能还不敌现在一台微波炉）动辄百万美元——这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价值水平。电脑那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稀罕，即便你能找到一台，你也必须想办法获得其使用权，如此，你就得花高价租用电脑使用时段。
而且，那个时候计算机编程本身是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早期计算机编程必须使用键盘打孔机。程序代码必须用打孔机打在打孔卡上。一个复杂一点的程序可能需要几百乃至上千张卡，每张卡上面都密密麻麻排满了孔。程序员编好程序就带着打好的卡来到机房，交给电脑操作员。那个时候电脑只能单线程运行，操作员给你排个号。你要等多长时间取决于前边有多少程序员在排队，通常等代码运行结果需要几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一天。其间你的程序如果有一点儿错误——哪怕是排版错误——你都必须拿回卡片，找到错误，然后重新走一遍流程。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困难，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在机房待一个小时只能用几分钟时间来“编程”，怎样才能做足10 000小时的训练？“在打孔卡上编程，训练的并不是你的编程能力，”一位早年的计算机专家总结说，“而是你的校对能力和耐性。”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找到了提高计算机效率的解决方案。此时电脑性能已经大大提高，能够同时接受多个任务指令；专家们优化了操作程序，主机可以同时处理上百个终端任务，人们实现了计算机分时共享。这就意味着程序员们不用再跑到机房把打孔卡交给操作员，只需要构建数十个终端就可以了；所有终端都通过电话线与机房主机相连，程序员们实现了联机协同工作。
以下是历史文献对电脑实现分时系统意义的总结：
这不仅仅是一项变革，这简直就是电脑新时代的开端。不用操作员，不用卡片，不用等待。电脑主机共享意味着，你可以坐在自己的电传打字机前键入命令，并且马上能得到结果。主机共享又是交互式的：主机会要求程序员做出响应，等待其输入指令，并在其休息的时候继续工作，一直到算出最终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实时”操作的。
密歇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电脑分时系统的高等学府。1967年，使用了分时系统的原型机已经上线运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已经实现100人同时在线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没有几个地方的计算机水平能与密歇根大学相比。”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始创人之一麦克·亚历山大说，“可能麻省理工，卡内基·梅隆大学或者达特茅斯学院能与它相提并论，但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别的地方了。”
这对于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比尔·乔伊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并不是因为想学计算机才进密歇根大学的，他高中时代从未接触过电脑，他只对数学和工程学感兴趣。但当他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电脑并爱上编程以后，他惊喜地发现，他竟然幸运地置身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只要想编程就有电脑可供使用的大学之中。
“你知道用打孔卡编程和分时编程的差别有多大么，”乔伊说，“它们的区别就好像通过写信来下象棋和即时下棋的区别。”编程不再使人备受挫折，编程变成了一种享受。
“我住在学校北区，计算机中心也在北区，”乔伊继续说道，“我在那里度过了多长时间？噢，那简直无法计算。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我经常通宵留在那里，清晨才回宿舍。那些年，我花在计算机中心的时间要比花在课堂上的时间多。我经常在计算机中心上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忘了上课。当然，有更多的时候我忘了还要续时登记。”
“那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个使用账号，你要上机就得充钱，所以你的上机时间是有限的。一旦你进入机房，你就得盘算好你运行程序需要多少时间。他们一般会给你一小时，那这一小时就是你的全部上机时间。不过，还是有同学发现了窍门——如果在‘上机时间’栏里填进等长度的错别字，他们就没法限制你的上机时间了。”他笑着回忆道，“这是程序上的一个漏洞。这样只要你填个错别字，你就能一直待在机房上机了。”
现在，让我们理一理比尔·乔伊的机遇链吧。他有幸考入计算机学科领跑者密歇根大学；有幸第一批使用分时系统，而不是键盘打孔机；又恰巧密歇根大学的机房管理系统有漏洞，他得以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而因为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他又得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获得了充分时间练习编程，所以当改造UNIX系统项目开始的时候，他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组。比尔·乔伊的确聪明绝顶，他也热爱学习，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以前，他首先依靠运气获得了成为专家的机会。
“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我每天编程8小时至10小时。”他继续说道，“到了伯克利，我更是没日没夜地编程。在我的住处就有一个电脑终端，我常常看看老电影，做一些编程，到晚上两三点才睡觉。我经常趴在键盘上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趴在键盘上睡觉的姿势——“你知道键盘要是一直被摁住，机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么？一般这样的情况发生3次，我就知道我该去睡觉了。我刚到伯克利的时候，有些东西还做不到得心应手，然而到了第二年，我自己觉得已经很熟练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编的程序，直到3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过时。”他停顿了一下在心里做了一道算术题——这花不了比尔·乔伊多少时间。他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二年级起正式学习编程，加上每年的暑假，再加上到伯克利后第一年的日日夜夜。“所以，大概……10 000小时吧，”他最后说道，“对的，没错。”
甲壳虫乐队的汉堡之行
10 000小时法则适用于所有成功案例么？我们如果对所有成功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话，能否找到类似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或是冰球全明星队所提供的这些成就天才的特定训练机会呢？
让我们再找两个案例来验证这一法则。为了更具代表性，我举的例子都是大众名人：甲壳虫乐队——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以及比尔·盖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甲壳虫乐队拥有4位成员：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林格·斯塔尔，他们于1964年2月来到美国，掀起了针对美国音乐界的所谓“英国入侵”的旋风，他们接连打破唱片销量纪录，改变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风貌。
我们关心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乐队组建有多长时间了。列侬和麦卡特尼在1957年第一次合作，也就是来美国的7年之前。（顺便插一句，这个时间距公认的他们最伟大作品的发行——《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和《甲壳虫乐队》（又被称作“白色专辑”）——正好10年。）如果你进一步研究他们这段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他们有着和顶级冰球队员、比尔·乔伊以及世界级小提琴家极其相似的地方。在1960年，那时的甲壳虫还是支高中摇滚乐队，他们获得了一个到德国汉堡演出的机会。
“那时的汉堡还没有摇滚乐队，只有脱衣舞夜总会，”甲壳虫乐队传记《叫喊！》（Shout!）的作者菲利普·诺曼说，“当时有位酒吧老板叫布鲁诺，他打算邀请摇滚乐队在这里的每个酒吧跑场演出。布鲁诺以前开过马戏团，按马戏团那一套，这种表演应该是不间断演出，游客熙熙攘攘拥进拥出，乐队要拼命演奏以吸引游客注意。在美国的红灯区，这种表演叫轮场脱衣秀。
“那时许多在汉堡演出的乐队都是从利物浦来的，”诺曼继续说道，“这其实源于一个意外。一开始布鲁诺到伦敦发掘乐队。他在伦敦苏豪区结识了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商人，这位商人来到伦敦也纯属意外。他当时正准备给布鲁诺推荐几个乐队——一开始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终甲壳虫乐队不仅跟布鲁诺建立了联系，也跟其他酒吧老板建立了联系，之后甲壳虫就常来这里，因为这里有喝不完的酒，还有见不完的姑娘。”
汉堡这地方对于甲壳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赚的钱多么？不是的。这里酒吧的音响效果特别好？也不是。还是说那里的听众独具慧眼知道甲壳虫未来会成功？这就更不可能了。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
以下是甲壳虫乐队解散后，列侬接受一家媒体采访谈到的当年在汉堡脱衣舞酒吧“英迪拉”的演奏经历：
在那里，我们的演出水平提高了，我们更自信了。我们陷于通宵演出的日子不能自拔。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而且常常是超负荷运转。
在利物浦，我们每次的演出时间通常只有1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到了汉堡，我们每天必须演足8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演出技巧，不然人们早听腻了。
8个小时？
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在当时，我们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酒吧老板就开始热情地招揽顾客。我们一周出场7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断地演奏到夜里12点半，也就是酒吧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两点。”
一周7天？
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先后5次到访汉堡。他们第1趟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5小时；第2趟则表演了92场；第3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90小时。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已有1 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 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去汉堡之前，他们的舞台演出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就变得非常出色了，”诺曼继续说道，“他们练就的不仅仅是超量演出时身体的耐力，他们还学会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从摇滚到爵士，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种类。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好像突然间脱胎换骨。汉堡之行造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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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自带的用户手册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在于没有中文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迟早都要面对。这款软件是美国人开发的，底层逻辑是英文，官方释疑也是英文。想要入门也许中文就够了，但是想要精通，必须得学习英文。其实技术文献的用词很单一，比小说散文要容易读懂。坚持看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难度了。

感谢加老师的辛苦分享，我相信对想要学习flexsim的朋友来说这是最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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